朱学勤：所谓正面谈，最好的办法是打开历史的纵深：第一纵深从湘军起事，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是军事官僚即武人集团掌控政权。在这一纵深里，原有的文官传统被挤到后台，只能因势利导，以意识形态牵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团的极端暴力倾向，民谚曰：“软绳捆硬柴”，如曾国藩的儒家伦理，孙中山的党军体制。到了毛泽东时代，所谓“把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也是这一历史的延续，其内部不是没有冲突。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是充满矛盾，既有坚持“党指挥枪”，亲自指挥八大军区司令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面，也有“全民皆兵”、“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面。形势比人强，历史纵深处的形势更比人强，即使如毛泽东这样的强人，也只是历史的延续。文革灾难性局面有一个组成因素——军事官僚与左翼人文官僚的冲突。

　　这一冲突我们若将其放在这一历史纵深看，也许能多读出一些历史信息？文革在打倒刘邓这一行政文官集团以后，以新起的军事官僚集团掌控大局，同时扶植激进文人以平衡牵制军事官僚集团。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双方形成僵局，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逼对方出牌，终于酿出“九·一三”事件，而文化革命的失败，其实就是从温都尔汗草原的一声爆炸即宣告发生。暂不论林彪一案在党史编撰学上应该如何评价，从我们这里的历史纵深看，温都尔汗的一声爆炸，是古代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诸多标志性事件之一：文革大乱，近代史遗留的一大历史要素，至此已经用尽，剩下的是如何对待人文官僚的问题了。第二纵深我们从雅斯贝尔斯的那个“轴心时代”谈起。

　　雅斯贝尔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从公元前6世纪“哲学的突破”到20世纪，人类处于第一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的动力来自“哲学突破”时期，如苏格拉底、耶稣、孔子等人提供的哲学观念；从20世纪开始，人类进入第二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的动力来自科学、技术的突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数还处在第一轴心时代，故而对这一判断的前半句反复引用，以致到今天再蹩脚的一个文科大学生都知道有一个“哲学的突破”，但对这一判断的后半句则讳莫如深，绝少有人正视。

　　无独有偶，新左派在美国的思想领袖人物沃勒斯坦则从反面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他说现代性的冲突，无非是两个“解放”之间的冲突——技术解放和人性解放之间的冲突，其理论核心，是站在后一个“解放”的立场上，批判、敌视并抵制前一个“解放”。以此为根本诉求，近代政治史上的左派运动自1789年以来，经历了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文化革命以及文化革命的在外版——红色高棉试验。但是就理论而言，他们比中国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对两个轴心时代的内在冲突，自觉程度高，实践冲动也更强烈，只是鸵鸟加阿Q，对上述灾难性历史后果拒不认账而已。如沃勒斯坦认为1989年的世界性转折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是“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失败”，这一说法也是附庸，是反帝反修文革理论的附庸，并无新意。

　　自1789年以来，有两股力量在角逐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导权，一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引发“头脑风暴”，二是科技知识分子手里的科技力量，只是一尺一寸地“贴地步行”。科技工作者基本上是沉默的人群，但他们的历史功绩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文工作者。今天的社会之所以是平民社会，而不是贵族社会，这一变化确实有启蒙知识分子的作用，但更多来自社会生活的技术性条件，从衣、食、住、行到通讯联系。今日平民生活之便捷，能够和此前数千年皇室相平等，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也只是最近这一个世纪的事。而前一种“头脑风暴”，既有启蒙之正当，也有理性之僭妄，以1789、1917、1966为历史坐标的世纪革命与“理性的僭妄”即密不可分，我们今天走访文革中遗留的文人集团成员，他们能够回忆起的理想冲突也与这一历史传统密不可分。可惜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身受其害，却很少人有那样强的反思力度，将1966年的文革灾难上溯至1789年以来的国际范围内的左翼运动。

　　因此，我对19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异化”论，是有保留的。对19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强调的所谓“人文精神”是有保留的，尽管我是那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那场讨论到后来已经完全走形。那样的批判并没有跳出1789年为坐标的思维体系，是在复制早期为祸社会的那些体制性思维，在批判中复制对方，甚至放大对方。到今天，我甚至对人文知识分子动辄以“社会良心”自居并拉出一条百年谱系，也有保留。那一百年谱系确实有可贵遗产，所谓“往事并不如烟”，但也和近代以来的左翼乌托邦缠夹不清，他们是参与了那场选择的。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大概只有顾准是例外。我们细观顾准的知识结构，一是外语，二是数学，这两个支撑缺一不可。他依靠外语，跳出了当时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樊篱，顽强掘通与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如哈耶克等人交接的思想隧道；他依靠数学思维训练出的逻辑力量，而不是人文激情，一砖一瓦地建立他思想反思的地基，是那样坚实，以致我们今天都惊讶：他何以那么彻底地跳出了当时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局限，将当时的红色词语从根部一直撕裂到表象？至今还很少有人注意，顾准身上文人趣味之少，数学逻辑之严密，这两者恰成反比。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样彻底的反思思路，仅仅靠文人激情是找不到，也走不通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与其说顾准是人文知识分子，毋宁说他是科技知识分子，是经济学家，我甚至愿意更降一步，说他是“财会知识分子”：他早年在“立信会计学校”打下的数学思维，中年从事的税务局长这一技术性而非意识形态性管理职位，都在帮助他以数理逻辑、而不是人文激情建立兜头反思的思想体系。

　　那一年代抵制极左政治的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他们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如果一定要挖掘最后一线人文激情参与了顾准的思想反思，那么这一因素也是以相反形式刺激性参与：1966年前后发生在他身边的人文灾难——北京城里每天每时都在迫害知识分子，以及更为惨烈的1970年代下放河南息县、商城那一特殊经历，人相食的旷古惨剧突然暴露在他眼皮子底下，使他愤懑窒息，难以平静；使他获得人文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精神动力，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追寻到这场世纪“人祸”的历史上游，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政策性错误。“人祸”，不能说是“人文之祸”，但确实与1789年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性之僭妄”有深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