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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三九集团的整体负债率也由1994年的19%剧增至1997年的80%以上，此后再也没有摆脱沉重的债务包袱。

　　负债率的剧增，与三九集团独特的收购模式有关———由于有着大型国企的身份、“三九经验”的光环，当时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将下属的亏损企业以近乎赠送的方式转让给集团，而三九在接收这些企业的同时，也承担了它们的债务。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承债式收购”似乎是种理想的“多赢模式”：地方政府解脱企业包袱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税收收益；企业引入三九的机制与信用，重新注入了生机；各地银行债权人也由于有三九这个信誉卓著的“大债主”，而更放心地给企业放贷；三九集团则在这些“免费午餐”的喂养下，迅速膨胀成为资产上百亿的“企业巨人”。

　　但这些所谓的“免费午餐”并非真的免费，只是推迟了“埋单”时间。这一点赵新先并非不清楚，早在2000年前他就讲过，三九和国内其他企业一样，“都是给银行打工的”。

　　要摆脱“给银行打工”的命运，三九集团必须通过引入新的投资者，把“债主”变成“股东”———然而，就在“债主”和“股东”的角色转换中，赵新先和许多国企负责人一样，错过了“资本市场规范”这关键的一课。

　　一位接近赵新先的媒体人士表示，即使在被证监会通报批评后，赵新先也并不认为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是错的。“相反，他认为这些钱没有放到个人腰包，而是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这点上，赵新先觉得理直气壮。”

　　这种“理直气壮”可以在2002年6月他在北大讲的一个故事里略见分晓：当时三九跟外资合作成立中外合资公司，结果三九集团将合资企业中外方的钱“花了”———而按照企业管理规则，合资公司的钱母公司不能占用，“宁可存在银行里也不能动”。

　　外方代表告到赵新先的上级，而这位上级领导说，中外合资企业法里写着，搞中外合资企业是“为了利用外资”，“为什么赵新先给你们打工，不就是为了你们的钱吗？”

　　在赵新先看来，三九为什么上市，不就是为了“利用”投资者的钱来发展国有企业吗？不得不承认，这个道理确实是相当一段时期内的“中国国情”。

　　企业家之梦

　　赵新先没有注意到的是，随着国内证券市场的规范与成熟，“上市公司股东”与“国有资产所有人”之间原本模糊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清晰：即便是为了国有资产增值，侵犯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行为也已为市场规则所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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