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问了许多年而且还会问下去的问题。“素质低下”、“传统文化糟粕”是近十年来国人在试图解答这一问题时提出的两种最居主导地位的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这个结论深信不疑。

     然而，放眼周边的华人社会，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并不乏相当成功的企业家。台湾有被西方称为经营奇才的王永庆，香港有李嘉诚、李兆基等。在南洋，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在企业界，70%～80%的企业家都是华人。可见，中国人从文化传统、从个人素质来讲，并不是不具备成为大企业家的潜在可能性，为什么在大陆没有出现这样的大企业家？

      本专访试图从超出企业家个人之外的因素来分析原因。

     80年代中期，丁学良先生是国内学术界一位十分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就在他日渐声隆之时，他去了美国，先是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后又在哈佛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在旅居国外的这些年，丁学良先生一直在环太平洋诸国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其学术著述在国外有广泛的影响。对丁先生的采访是从一些诸如中国企业家的素质、个人品行等非常老套的话题开始的。原以为他会顺着这些话题给我一些很新奇的回答。但是丁先生说，他更愿意透过这些看似企业家个人行为的表象，探究其背后深刻的制度性因素。

      MBA教不出企业家

      问：世纪之初，中国经济对企业家需要之强烈，已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您是怎样理解企业家精神的？

      丁：在西方社会科学中，通常把企业家同职业经理作为一个对比的概念加以区分。其含义是：职业经理通常不是他们所管理公司的所有者，而是被雇佣来管理公司日常运作的人。经理的才能可以通过正规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出来。而企业家，在西方社会科学中被理解成具有非常的创新、敏锐，敢于冒险，敢于破坏和敢于建设的这么一种人，他们身上那种最可贵的创新精神是不能够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翻一翻工业革命以来这两百年的近代史，无论是哪个国家，那些创业成功者都是杀出来的黑马，都是在别人料不到的地方以别人料不到的方式，取得了别人料不到的成功。他们并不是说到哈佛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拿一个MBA，然后就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家不是这么培养出来的。

       企业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的精神、素质和才能往往是不可以传承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的大企业家，当他们老了或去世后，如果他们仍然把对企业的管理、操作交给自己儿子的话，能够象父辈创业者那样成功的很少见。其中相当一部分公司垮掉了。以王安为例，王安是个很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王安老了以后，以一种很典型的中国人的方式把公司传给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不但是公司的所有者而且是管理者，但他们远不具备王安这样的创业者所具备的那些素质，所以很快，这个公司就难以为继。而此时的王安已身患癌症做了手术，他不得不抱着残躯之体来收拾局面，后来王安很快就死掉了，随后王安公司宣布破产。

      问：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开始实行把企业所有权同管理权分开，其目的就是为了既保证创业者的利益，又能够保证公司持续、稳步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