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这样说，“比尔盖茨不是榜样，美国才是”，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什么我希望中国企业家把目光从李嘉诚、从比尔·盖茨这样的英雄身上，转移到英雄背后的成功基因上来？原因在于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而高速增长通常会有一个代价，那就是变得太快，快得我们搞不清自己是谁；由于不知道自己是谁，于是我们就想从那些英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答案。

    可是真的找得到答案吗？

    举个例子吧。在一个论坛上，我曾经对着蒙牛总裁牛根生，当面质疑蒙牛的奇迹：我觉得在草场资源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地域，蒙牛三五年就做到一百亿，作为一个管理专家，我提醒他，对这样的奇迹还是警惕些好。

    主办方马上就不干了，立即反问：在同样的情况下，有那么多人也在从事这个行业，但为什么不是马根生、张根生，而是牛根生成功？让你姜汝祥去做做，你能超过牛根生？

    的确，拿我与牛根生比，我是比不了，因为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农学院的教授不一定能够会种田，但这并不妨碍教授发表种田的道理。所以这并没有可讨论的价值，值得讨论的倒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是牛根生成功了，而别人不行？

    在功成名就这样一个结果面前，我本人对蒙牛与牛根生是足够尊敬与佩服的。商业是一个讲究结果的地方，“成者王侯败者寇”，理所当然。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不就成了强盗逻辑？否则，你如何在十年前长虹倪端锋、三九赵新先兴盛时，或者现在在国美、蒙牛这样的奇迹前，保持那怕一点点的理性与清醒？

    所以，我们看蒙牛、国美这类公司成功的时候，要超越硬件的强大，去看一点软件层面的东西。我是学社会学出身的，社会学有一句话：当人与文化对抗的时候，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文化。在中国所谓沿海地区与偏僻内地的差别，在我看来大多不是物质层面的差别，而是思维文化层面的差别，否则如何理解广州、江浙地区普遍存在的整个村镇性的“暴发”？

    从软件角度出发，我们才会超越财富获得一丝清醒：蒙牛的成功可能更多的是资源硬件与营销的成功，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成功。因为在蒙牛的成功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蒙牛如何超越政府的支持、超越机器设备上的现代化、超越在营销上利用消费者的幼稚，在企业文化与团队打造上（这是真正的软件）获得真正的进步。我本人从小在贵州长大，后来在摩托罗拉那样的世界级公司工作过，我深知企业文化的进步与团队打造，如果没有大环境的支撑，绝对不是靠某个人能够完成的。

    所谓软件的意思，就是说打造“百年基业”这个游戏，绝对不是赚取百亿金钱（这是硬件）那么简单。你可以很有钱，但你要想真正成为百年老店，那就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关--你有没有打造出一个让我们、乃至我们儿子孙子都愿意与你的企业一起成长的机制？所以，致力于改造脚下土地，让中国企业的强大不再是某个人“悟道成仙”的奇迹，而是可复制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性成功，才是真正的道路吧？

讲了这么多之后，再回答李嘉诚是不是榜样就简单了。人是靠不住的，机制与文化才是支撑。李嘉诚无疑是天大的榜样。但对大陆企业家来说，研究他成功背后的基因或软件可能价值更大！而在这一点上，香港就可能比李嘉诚更重要，在香港这个大背景下，李嘉诚只不过是香港企业体制下的奇迹，就象比尔·盖茨是美国新经济体系下的奇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