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教授介绍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领略秦商在明清间发迹的大致历史背景及其规模。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上和当代的情况进行纵向比较，就更加有趣了。

　自元代起，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地区转移出去，到了华北地区，陕西等西北地区成了边区。但是边区有做边贸的优势。“明朝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这就相等与将西北地区划为一个经济特区，它和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设立经济特区的作用是一样的。当时的民间商人群体抓住了这次机遇，因此他们的发达是必然的。

　其实不仅在明清两代，陕西商人在“特区经济”创造了辉煌。我们把视野再往前延展，远在周、秦、汉尤其是唐宋时期，中国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作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十三朝故都西安自然成为可以极大发挥“总部经济”效应的地区。唐宋间西安的金融活动已经非常热闹，甚至在宋朝时期，出现了“交子”这种纸币的形式。可见当时商业的繁荣。陕西商人坐享天时、地理、人和的优势，他们的贡献应该是比明清时期更大的，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从诸多史料中找到印证，这里不再过多涉及。

　纵观陕西商人在唐宋、明清间的发达，可以看到真正的商人群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是在寻找着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秦、汉、唐、宋、明、清间，陕西由“总部经济”区域逐步转化为“特区经济”，期间，由于每个王朝总会发生的战乱、天灾与人祸，必然在某些漫长的年代削弱了“总部经济”与“特区经济”带来的区位优势，这是非经济学家都可以明白的道理，但是秦商的传统没有丢，秦商的番号在延续，历经两千余年，而浩荡不息。何以到了当代就要落到如此境地？

　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张连卖布》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过去的秦商也有他的劣根性，诸如要置房买地买官养“小蜜”，娶老婆也是希望领回来一个明星老婆。尤其是“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这种生活习惯简直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黑头张飞吃面的舒坦和傲慢劲头如出一辙。

　然而尽管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虚荣、也无聊、也“包二奶”，但是他们依然举着自己的战旗，依然在历朝历代的商战中磨砺自己智慧，积累自己的财富，何以到了当代，陕西的商人就把自己的战旗给弄丢了，如此荒诞的局面，究竟为什么？

头重脚轻腹中空，要到啥时候？

  活跃的商人群体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不仅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体动力，也是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形态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们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朝代更替、政局的动荡、商业环境的巨变，都无法彻底阻断他们的成长。在秦商历史中一些典型商人的活动，就是依然鲜活的事例。

　明清之间，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而不是西安近郊及中心地区。

　如今在陕西的区域经济中，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竞争力的渭南，在当时却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的广东，出了顺德、南海、中山、东莞这四条小龙，而渭南，在明清之间，则是一条巨龙，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

　明清渭南有谚语：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荒岁歌”在清末的陕西流传，“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饥寒交迫的人们在绝望之中，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渭南最大的富户赵家身上——因为赵家的银钱和粮食，普通人无法想象。

　“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一条铁律，而一个家族的富裕能够跨于明清两朝，必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动力。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清末小说《官场现行记》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赵家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跨越明清两代打造了一个商业家族的“百年品牌”和长盛传奇，还在于它是一个由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由地方经营向跨区贸易转型的典范。

　渭南，在中国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开发区，赵家即是利用明初“食盐开中”政策，以规模性的农业生产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有数百万家产——赵家很可能在此前已经过世代积累成为当地的大地主之一，有待考证。

　由明而清，赵家子孙逐步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主要发展以盐业、布店、茶庄、粮店和典当为核心产业的商业贸易活动。作为一个规模性的家族企业，它的分支机构遍布西安、咸阳等地。

　据赵家的后人回忆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外面运回，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叫“出镖银”。而“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经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在渭河滩，担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

　输运银子，靠的是“人挑、马驮”，赵家在全国的采购和转运，也无非是此类的交通工具。鉴于即便在历史上王权鼎盛的时期，西北地区的商业环境总是盗匪出没，从事长途贩运并不安全，赵家的成功，就更加值得关注。

　与赵家相得益彰，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则是“品牌经营”和“全国性扩张”的典型，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贺家的产业结构中出现了规模性的资本经营及金融活动。

　明清之间，贺家在西北各地设立了36家当铺，在每个地方的分支机构所在的区域，贺家通常在其当铺所在的街道上，另外设立两家钱庄，作为配套性的金融机构。这就是说，贺家当时已经建立了以36家当铺、72家钱庄互相支持，以当铺与金融活动为主导的大型商业、金融经营网络。据说，当时开办一家钱庄需要上万两白银，72家就需要72万两，赵家的资产规模和现金流，由此可以推知。赵家在金融活动上的努力使它的区域权威迅速提升，到清朝中期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陕西金融行业的行业巨头——在这个时候，也许唯一可以和它叫板的就是已经在全国建立了金融帝国的晋商设立在西安的票号了。

　赵家依托自己的主体产业和分支机构，还在多元化经营方面取得进展，近到四川，远至新疆，均有赵家的字号，从事皮毛和茶叶生意。

　纵观赵家的商业活动，还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是赵家非常重视自己的品牌效应，其在各地的连锁机构，全部自己采购，使用自己的木料，由自己的建筑团队统一建造，如此就使赵家在西北各地的分支机构保持了统一的建筑风格，从而使它的企业品牌形象得到了集中和有效的传播。其二，这样的操作，无形中使赵家介入了地产活动，就像今天很多酒店、餐饮服务行业的很多国际巨头往往在国外购置自己的地产，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而不是采用租赁的方式。这种做法使企业在增强抗风险能力、保持稳定收益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地产升值带来的资本规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