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差距实在令人汗颜，不知陕西的企业家们对此有何看法。怪政府吗，政府在千方百计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缺人才吗，陕西高校是全国最多的；怪区位吗？西安过去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现在是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如果说，陕西“头重脚轻腹中空”的经济发展现状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的，陕西商人群体的滞后也应该是一条更重要的原因。有一句话用在这个群体身上似乎更合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唯一的精神就是“不服气，输了再来”可以自我勉励。

娃他舅，得是要把汉中弄回四川去？

  当地人商业意识的淡薄与浓厚，观念的保守与开放，在谋取生活幸福指数的道路上是主动性更强一些，还是更滞后一些，总体上构成了该地商人群体精神的群众基础。现在是一个全球商业化的时代，没有人能挡住谁合法致富的行动。

　首先是一个地区的人想不想富裕。

　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想，当然想，太想了！

　但是，怎么想很重要，怎么说很重要，怎么做更重要。只有致富的欲望强烈，采取行动的愿望更强烈，而且承担了种种风险付诸实施的人，才可能走上一条抵达愿景的道路。如果一个地区的观念整体上处于保守状态，这个地区仍然会有少数人是开放的，采取行动了，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会获得成功。然后，这些成功人士由于群体观念的滞后却可能失去了更强大的参考对象，尤其是当他的视野还局限于当地的时候，他的认识水平一般来说，只可能比当地人领先一点点。

　这一点，我们在天津火车站目睹的两个小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一个冠冕堂皇的瘦高个男子（听口音是天津周边地区的）在火车站的公用电话听打了一通电话，完事之后那位一看就是下岗后再就业的老大姐要收取他一元钱。

　男子不依了。先是大吵大嚷，继而恶语相向，最后竟然打起人来。

　他的主要观点是：我打的市话，市话也就是几毛钱，为什么收我一块钱？

　但是他忘了一点，火车站周边的地租高，物价自然是要贵一点，飞机场就会更贵。一样的啤酒，在小卖部与星级酒店，甚至酒吧里相差往往几十倍。

　大姐支付了较高的房租等等杂费，自然要多收一点，这有什么好奇怪、好愤怒乃至于发展到变态地步的？

　还是在这个火车站附近，我们去一家“经济快餐店”吃饭，一看店名就好奇怪。及至进去，所有的店员，开票收钱的，搞服务的，都是中老年员工。菜单上只有几样凉菜，所卖的也就是狗不理包子、饺子之类面食。那位收钱开票的大姐，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旁边有人咨询别的问题，她必然是听不见的。其他的店员，明明坐在哪里聊天，你要一碗面汤，厨师自然是听不见的，他们竟然也听不见。

　一而再，再而三地叫，于是过来一个，很热情，行动依然迟缓。原来他是专门搞服务的那一个，其他的人可能有自己的分工，因此绝对是听不见的。

　来店里吃饭的人很多，一位老大姐始终坐在一个角落抽烟，好像一个工人在车间里休息一样，神态从容，面带微笑，她也听不见，也不行动。搞不清她的分工是什么。

　我就问：您这儿是国营饭店吗?

　于是她的话如潮水，果然是而且是一个很著名的集团下属的。

　原来她的职责是专门与客人聊天的？

　从她哪里我们知道，这个小店一个月的租金竟然有15000元。

　由于火车站周围客流量大，她们还没赔本，但要赚更多，恐怕是很难的。

　因为客人的话他们总是没听见，或者认为没必要听见。

　有了这次遭遇我终于明白，天津的一家民营、星级、规模较大的酒店为什么服务那么差的原因了，这不仅仅是酒店的管理问题，还是员工的地域服务观念问题。

　有关汉中的归属问题，与此类似。

　最近陕西的媒介大腕正在热炒一件大事，这个大事的主题竟是“汉中该不该划到四川去”，一时间，网友、经济学家、始作俑者，你方唱罢我登台，吵得不亦乐乎。

　究其来源，还是涉及到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据说先是《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钟伟志先生过去的一篇报道《汉中归蜀》突然“在华商论坛、星光社区、百度贴吧、新浪论坛、行政区划论坛等论坛里走红”，该文引用了汉中一些地方官员的论点，认为汉中近些年来的发展缓慢是由于自元代以来的行政区划造成的，因而“首次提出‘汉中归蜀’这一典型论断”。

　娃他舅舅们既然要想把汉中弄到四川去，大伙似乎也嚷嚷得不可开交，自然得找一位权威专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了。结果陕西著名的经济学家张宝通先生被“忽悠”到了论战现场。张宝通先生是一个仁厚长者，莫奈何一共被采访了两次。他本人是反对把汉中弄到四川去的，而且在第二次回答媒体的问题时，非常厚道地给汉中指出了一条长篇大论的希望之路，自然是有理有据，节节生辉。

　然而，如果这场论战果然很热烈，其要害并不在于汉中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会想到要把汉中弄到四川去？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非洲和印度就应该诅咒自己的独立，本来在欧州国家的“行政区划”中待得好好的，何苦要哭着喊着闹独立，结果穷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