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四川好，其实四川最有潜力的是成都平原这个经济区域，其他的山区，甚至连汉中都不如。遍布全国的四川打工族，出来什么苦都吃得，这是为什么？因为外面再苦，比自个家里还是要好一点啊。

　著名经济学家张宝通先生厚道就厚道在这个地方，索性把一场很荒诞的闹剧拿来当正剧对待了。

　其实，真要回答这个问题，完全不用那么较劲。一个地区的经济就如同一个国家，需要总部经济效应，需要区域内部的经济循环，更需要边贸经济制造大的外部循环，这样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健全的经济体。而且边贸地区历史上往往是富得流油的区域——东南沿海为什么这么富，就因为它是一个边区，它跟国际上其他经济体的交流比内地频繁，机会也多。大与小是一个道理，陕西的汉中，和陕北都处于这些跟异地交通的边贸地位，而关中则是一个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地区。

　这里只问娃他舅们一个问题，难道汉中经过千年之后，回到四川的怀抱，就能享受到成都和绵阳那样的待遇吗？

　现实情况是，汉中留在陕西，它是陕西跟四川区域经济交流的“边贸”或者过渡板块；汉中回到四川，它依然在四川的边缘，无非还是承担上述功能。

　陕西人素来是分为三派，陕北人、关中人、陕南人，水土不同，秉性各异，大事小事，似乎都会争竞一番。从元代至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更换了多少朝代，汉中未必都如同今天那么落后，过去的秦商和聪明人，官府和普通平民，也没认为这是多大的事件，人家该发达的还是发达了，该辉煌的还是辉煌了。为什么到了今天，就成了一个貌似很严重的问题呢？

　然而这个汉中地方政府寻找经济出路的思考和行动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值得反思的倒是当地的企业及商人群体——如果这个群体仍然停留在等政策、等机会、等资金、等支援的状态，一个地方官员提出行政区域的重新调整就更加无可厚非了。

　行为至此，笔者忽然想起，河北省的石家庄也流传过一个笑话，起因是有人提出要把石家庄改为“中都”，与北京、南京三足鼎立。因为“石家庄”这名儿，听来听去都是一个小庄子，长不大，石家庄的区域经济发展缓慢，都是由于名字叫坏了！

　一位石家庄的朋友把这个笑话告诉我。我回答说，应该给那些人重新解释这个名字：石家庄，一座建立在磐石上的城市。

　这位朋友问我何出此言。我回答说，这是受到上帝保佑的名字。因为在《圣经》里记载，上帝喜欢谁，就会许诺说，我要把你们的未来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

　于是大家哈哈一笑。

　也许等多少年以后，人们会怀念元代的统治者，幸亏把汉中划到陕西来了，因为它耀眼了，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商家必争之地，而先知在他的老家，难免得到被人忽视的待遇。

　这个时候，一定是汉中的经济已经上去了，大家都有了自信的时候。
　　

  可怕的安徽人断了秦商的财路？

  在这个章节，我想重点讨论两个问题：

　　历史上的秦商和今天的陕西商人群体在商业模式和商人性格上有哪些一致的地方？

　　作为著名的商帮之一，秦商何以会最先衰落？它的衰落和今天陕西商人群体的滞后是否有一致的根源。

　　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把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对中国南方和北方在历史上与今天的情况进行比较，因为所有的商人都是活跃在一个具体的商业环境中，无论大环境还是小气候，都会对其行为模式产生影响。

　　让我们首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了，这些地区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计划经济造成的弊端，完成了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现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的资本、信息、技术的平民化，这些地区正在抓住机遇，在促成工业经济的规模升级和结构性自主创新与提升的同时，也在重点发展以金融、贸易、信息、文化等产业为代表的后工业经济。所谓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演变思路就说明了这个特点。

　　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西北地区的工业经济规模与基础还比较薄弱，像陕西这样的地区，可以说，目前正处于由农业经济为主导向以工业经济为主导转化的后期，这就是为什么山西、陕西的经济总体上都属于资源、能源依赖型发展模式的原因。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资本、技术、信息的平民化，同样给陕西带来机遇，以金融、贸易、旅游、服务、信息、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在这里被强力推进。总体来说，在“中国制造”中，“陕西制造”占据的席位并不足够多，但是，陕西正在借助能源经济的推动，大力发展“陕西制造”，同时希望在“陕西创造”上能够有所作为。相对于东南沿海在上世纪末期以来的先发优势，陕西具备后发优势。

　　东南沿海地区和陕西、山西、四川等西北地区呈现出来的这种区域经济差异，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以汉唐乃至明清时期的情况为主要考察范围，可以看得很清楚。

　　“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发育延续和经营积累，是明清陕西商帮崛起的社会历史基础。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应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李刚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最基础的参考依据。

　　就李教授介绍的情况，可以发现在汉唐乃至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所作的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生产经济，重点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以及初级手工业。也就是说，它呈现出较早期的工业经济的特点。比如，南方的茶叶加工，纺织以及印染工业等等。